儿童眼科攀岩者于刚：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从医四十四载，回顾来时路，几十年医学的锤炼厮磨，几十年创业的栉风沾袖，赐予了他一份不同凡响的人生长卷。作为答题者，他从执卷落笔，到榜上提名，一路不敢有半分轻慢，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他说，不想辜负这一身的霜雪和满腔的赤诚。

他说，用心、用情、用时间，只要肯攀登，凡事皆能成。

他就是本期的专访者——于刚。

34岁担任河北张家口眼科医院院长；

38岁破格晋升为眼科正主任医师；

1994年被卫生部评为第四届全国优秀院长；

1996年获得河北省省长特别奖；

1996年荣获河北省十佳青年；

1996年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997年被授予河北省突出贡献专家；

2004年作为人才引进调入北京儿童医院，筹备创建北京儿童医院眼科；

2005年被评为北京儿童医院特级眼科专家;

2016年担任中华眼科学会北京眼科学会副主任委员;

2016年任中国视光产业协会副会长；

2016年创办北京美和眼科集团，任集团总院长;

2017年担任中国医师协会北京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副会长;

2017年中国保健协会眼保健主委、中华眼科杂志编委。

于刚医生曾担任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如今，身兼北京美和眼科、北京未来儿童医院、北京美和门诊部院长数职。

为中国儿童眼科事业深耕数十载后，离开体制的于刚医生，依旧精神矍铄，始终未停下探索创新的脚步。现在，他仍与美和眼科年轻的医疗团队并肩前行，坚守在儿童眼科诊疗的第一线，并以多机构平台为依托，持续整合优质医疗资源，推动儿童眼健康服务模式的创新与普惠。

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责无旁贷的担当、执着燃烧的热忱、以己为炬的奔赴、勇于创新的追求……这些既是初心的坚守，也是前行的明灯，值得我们每个人尊重与学习。

记者：被媒体称为中国“儿童眼科第一人”，您怎么评价自己和这个称谓？

于刚教授：细数曾经的成绩和荣誉是我奋斗了大半生的追求。面对这些光环，我多次扪心自问，有些荣誉的确是我孜孜不倦追求得来的，但有些却是像天上掉下来的“大饼”，砸在了我这个幸运的眼科医生头上——这与时代的发展、国家对医疗的重视，以及我医疗生涯中的领导与同事对我的培养和帮助息息相关，我很幸运，成为了一名受益者。

一切所得皆来之不易，中国“儿童眼科第一人”的荣耀我实属不敢当。因为，我曾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眺望远方，并实现了我青年时期的理想。

我所获得的荣誉要感谢曾经提携过我的曹文桂院长、李仲智院长，以及帮助过我的各位导师、与我一路前行的医疗伙伴，他们是我的领路者，也是我人生的恩师，他们才是真正的“第一人”！

记者：“少年经不得顺境，中年经不得闲境，晚年经不得逆境”，这是曾国藩对人生成长的“三境说”。在儿童眼科领域深耕44年，您的人生轨迹恰好与这“三境”高度契合，以三次关键的“断舍离”为标识，您能谈谈在逆境与拼搏中淬炼出的从医之路吗？

于刚教授：确实，我的童年时代没有“顺境”可言，反而满是吃苦的记忆。我7岁的时候，父亲很早就下放到“五七干校”了，我上学要走很远的路，放学还要帮着大人做各种家务，家里只有我和一个小我4岁的妹妹，遇到困难只能自己琢磨、尝试着解决。

回想起来，我的童年会干的活太多了——挑水、劈柴、养鸡、捡菜叶、和煤泥、捡煤核、炒菜、做饭、补袜子、洗衣服、踩缝纫机、修理自行车、配钥匙、缝被子、盖房子、缝被子、给妹妹剪头发、修椅子……

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我参不了军，不能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也不能被推荐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于是，我就当了工人。

那时候，工人阶级常说的“车钳电铆焊”五个工种，我全都干过。除了这五个核心工种外，我还做过锅炉工、锻工，也当过临时工。

我忘不了，那天，我攥着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回家时的场景。我的父亲本是见过大场面的人——1956年部队“将校官授衔”时，他已是中校团长。可那天，一向沉稳的父亲看到我后竟然兴奋了一整天，遇着大院里的老邻居、单位的老同事就说：“我家孩子当工人了！发工资了！”我知道，爸爸发自内心高兴的是，我们家终于有“工人阶级”了。

我第一个月发的工资是18元，当时在工厂叫“学徒工”，这个学徒工要干三年才能转为“一级工”，一级工一个月24元。我怕爸爸扫兴，没敢告诉他，其实学徒工只算半个“工人阶级”。

但现在回头看，正是那些早年吃的“苦”，练就了我的韧劲儿——不怕难、不认输，遇到困难第一反应绝不是退缩，而是想办法克服，永不言败。

选择从医，其实与我早年的经历有着不解之缘。我刚出生时是早产儿，在暖箱里整整待了数月才勉强脱离危险。那时候，我父亲尚未遭遇变故，仍是部队干部，我也因此降生在65军251医院。

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是医院的护士长，用注射器一点点喂我牛奶和米汤，这份细致入微的照料，才让我得以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来。

父亲深知早产儿生存不易，怕我过早夭折，便特意为我取名“于钢”——寓意着对抗命运、顽强求生，也藏着他对我平安长大的深切期许。这段被医护人员守护的经历，在我心中埋下了感恩的种子，也让我日后对“医者仁心”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那个年代缺医少药，看到身边有人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受苦，我就暗下决心要学医，用医学帮助更多的人摆脱病痛的困扰。

我少年时养成的“能吃苦、肯坚持”的性子，终成为我漫长求学征途上最坚实的精神底色，支撑着每一步前行——医学院课程难、实习多，加上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影响，我文化课基础薄弱，几乎是从零开始，求学之路格外坎坷。

每当觉得自己扛不住时，回望年少时的咬牙坚持，那份韧劲便会重燃，支撑着我跨越一道又一道难关。这份咬牙坚持的经历，也为日后我成为一名儿童眼科医生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记者：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一番事业要做，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中年时您事业上已成绩斐然，有“躺平”的资格了，可您为什么偏要打破这份“舒适”，依旧在人生路上奋力奔跑？

于刚教授：我的中年确实是“闲不下来”，也“舍不得闲”的状态。34岁，我就成为了河北张家口眼科医院最年轻的院长；38岁，又破格晋升为正主任医师。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怎么把医院办好，怎么提升眼科诊疗的水平，怎么能让医生们安心留在医院，怎么能让我们眼科医院靠技术实力占据河北省眼科的龙头地位？

为了让偏远地区的人能看上病，我们医院1986年组建团队，开着“眼科医疗大篷（救护车）车”，跑遍晋、冀、蒙三省40多个县、旗、市义诊，经常白天做手术、看诊，晚上赶夜路。连轴转是常有的事，有时候累得倒头就睡，但第二天看到患者期待的眼神，又立刻满血复活。

1992年，我们在内蒙锡林浩特出诊，一天能接诊470个病人，其中还有1/3是蒙族人，他们不会讲汉语，看病过程中，还需要请翻译来指导交流。

2004年，我作为北京引进人才，辞去了原来的眼科医院院长、市政协副主席、市九三主委的职务，来到北京儿童医院，负责筹建医院的眼科。

图片 当年北京儿童医院“前眼科”狭小的办公室

图片 当年北京儿童医院“前眼科”拥挤的生活环境

几年时间，我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奋力拼搏，终于有了突破性的发展——2004年北京儿童医院眼科门诊量仅9000人/年，6年后，眼科门诊发展到23万人/年；眼科也从仅有3名眼科医生发展到拥有93人的小儿眼科综合团队。 

图片 几年后，北京儿童医院小儿眼科崭新的病房

图片 几年后，北京儿童医院小儿眼科舒适的工作环境

图片 当年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病房奠基仪式

图片 当年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病房奠基仪式

我一直认为，中年是干事创业的“黄金期”。把时间多花在事业上，多解决一个治疗难题，就能多帮助一个孩子“看清世界”。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让我的心里格外踏实。

很多人觉得晚年该享清福了，但对我来说，安逸反而会让人失去方向。

图片 北京美和眼科、北京未来儿童医院于刚院长（右一）和张丰院长（左一）

2017年4月25日，恰好是我的生日，我与张丰医生历经几年的规划布局终于落地生花，北京美和眼科集团就此成立。

创办美和眼科的初期，对我们两人而言，堪称是人生的“逆境”。这段时期需要推进的事情繁杂且关键：除了重新组建医疗团队、搭建民营医院专属的新式诊疗体系，在起步与发展阶段，还要应对其他优秀民营医院带来的各类挑战。其中最困难的，是我们必须重新培育眼科新人，逐步打造出儿童眼科领域老、中、青相结合的美和眼科专属的人才梯队。

图片 于刚院长（右一）与张丰院长（左一）的合影

但恰恰是在这样的“逆境”中，我反而找到了新的方向：我们一边创新手术技术、优化服务细节，一边深耕儿童眼科领域。近八年时间，我们不仅在国内引进、创新并优化了多种儿童眼科新型手术，眼科医生团队还成功斩获国家儿童AI 上睑下垂筛查技术软件发明专利；此外，我们发起的上睑下垂“无忧计划”，已精准聚焦贫困、单亲等困境儿童群体，为更多受疑难眼病困扰的孩子提供了全流程的专业诊疗与手术支持，解决了他们“看病难、手术愁”的顾虑，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享有重获清晰“视界”的机会。

现在我68岁了，依然在一线问诊、做手术，我时刻提醒自己，“晚年经不得逆境”,更应该理解为“晚年不能惧怕逆境”，敢于打破安逸、迎接挑战，才能让人生更有价值，让生活更精彩。

记者：我们注意到，不少报道都提及了您创业征途上的三次“断舍离”，且认为正是这三次关键的抉择，沉淀出了如今坚毅果敢的于刚院长。这三次“断舍离”，有生死的痛彻心扉，有取舍的利弊权衡，还有跨越抉择的心境转换，谈谈您的内心感悟吧。

于刚教授：这三次“断舍离”，其实就是我在“三境”中做出的选择，每一次都让我更加坚定地走在儿童眼科的道路上，不掉队、不跑偏。

第一次“断舍离”，是在我青年向中年过渡时。

1995年，我经历了创业征途上的生离死别。当时我正处于事业的关键阶段，满怀雄心，当时我是眼科医院的院长，计划将我们医院的医疗网点逐步拓展到全国各地。就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我带队赴内蒙古东乌旗开展义诊手术，任务完成后返程，当车队途经内蒙古赛罕他拉国道时，一场毫无征兆的车祸突然发生。事故造成我们团队4名核心创业骨干遭受重创，最终酿成1人遇难、3人重伤的惨痛结果，而事发后，肇事者竟当场驾车逃逸。

听闻噩耗，我陷入黑暗的漩涡——如何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如何安抚死伤者的亲属、帮他们拿到应得的赔偿？如何告慰逝者，让死者安息？一连串的问题一股脑儿涌上心头，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那年，我38岁。

作为一院之长，作为一个男人，我很清楚，这份责任再难也得扛起来！从那时起，我便踏上了长达1195天、跨越数万公里的漫漫追凶路。

期间，我正巧被评为“河北省十佳青年”，省里还专门组织了十佳青年全省巡讲团。但为了不耽误追凶进度，我主动放弃了巡讲机会。

难忘那段焦灼的时光，我曾在一日之内，驱车辗转于锡林浩特、包头、呼和浩特、张家口、北京五座城市。每一次奔波与转向，都只为多寻得一丝肇事者的踪迹。

追凶路上，我遇到了无数坎坷，但“揭开真相、抓住肇事者”的决心从没动摇过。终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凶手落网，我们成功打赢了官司，家属也顺利拿到了赔偿金。

那一刻，我的心终于落地了，我总算对逝去的、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及他们的家属有了一个迟到的交代。

这次创业征途上撕心裂肺的悲怆，让我几乎整夜整夜失眠，还经常会梦见与我永别的那位创业伙伴——高美琴医生。

这种痛楚令我几度想弃医从商。“放弃医生这个职业吧”，我曾对自己说。不停摇摆和挣扎了很久很久之后，我才从那场事故的阴影中渐渐走出来。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断舍离”。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挫折和打击没能击垮我，我整装再发，一路向前。

记者：从过往的轨迹中，我们真切感知到您与命运博弈时在逆境中的不屈、在坎坷中突围的生命力量。想问您，在人生旅程里，第二次与命运正面交锋的经历，是在哪个关键点悄然降临的？您又是凭借着怎样的坚守与信念，锚定人生方向的？ 

于刚教授：第二次“断舍离”发生在我中年时。2004年，我收到了来自北京儿童医院李仲智院长的诚邀。记得那次，我在北京儿童医院见到了李仲智院长，我俩促膝长谈近4个小时，他和我说了一句话，我至今难忘，他说：“小于，你过来吧，你能‘跳’多高，我就给你多大的舞台！”

于是，我义无反顾地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开启了我人生的第二次创业之旅。那年，我告别了曾经的一切荣誉，成为了一名“中年北漂”。那年，我47岁。

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后我才发现，这家全国规模最大的儿童医院里，竟然没有专设眼科，我只能先兼任耳鼻喉科副主任，实际承担的是眼科主任的工作。

曾经我当了14年的眼科医院院长，觉得自己已是“功成名就”，能见识的都见识了，该经历的也都经历了。来北京，本计划着要寻找一处可安度晚年的“避风港”，歇一歇、喘口气，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但后来，我猛然发现，我其实是一只满足现状的井底之蛙，当我跳出井口，那一次次刻骨铭心的遇见，让我内心的奋斗激情再次被点燃。

一天，我在北京儿童医院眼科出门诊，一位家长带着一名年幼的宝宝来就诊，不幸的孩子患上了双眼视网膜母细胞瘤，这种病俗称“猫眼”，又称“眼癌”。晚上，患儿的眼睛会像猫眼一样反出黄色的光，所以称之为“猫眼宝宝”。

当时，医疗水平有限，国内各个医院都不能治疗。只有摘掉双眼眼球，才能保住孩子的性命。而那个孩子，如果再晚几个月来，眼球和性命都有可能无法保全了。我向家属交待完病情后，几位家长抱头痛哭，那种悲怆至今历历在目。做为医生，我们早就磨炼出了绝对理性的“硬心肠”，我不能陪着哭，我见过太多这种疑难眼疾，只能理性的、冷静地安抚家属，并帮助他们选择更好的治疗方案。

当天下午，保卫科长急匆匆打来电话，说在医院东门的垃圾箱里发现了一名弃婴，因眼睛上包裹着纱布，怀疑是眼科的病人，叫我赶紧去一趟。我飞快跑到了垃圾箱，往里张望，那一刻，我永远忘不了的情景出现了——一个襁褓中的孩子静静地躺在那里，没有哭闹。我急忙抱起了孩子，轻轻打开蒙在眼睛上的纱布……当那双无辜、无助的像猫儿一样的小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时，我的灵魂如被电击一般，倒流的血液涌向全身。

此后，在北京儿童医院，我又经历了四次弃婴事件，其中被弃的有两位是患有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婴儿，作为眼科主任的我，眼看着孩子们承受着莫大的苦难，却爱莫能助，束手无策，真是一种令人不堪忍受的折磨。我默默立下誓言：要突破中国在视网膜母细胞瘤疾病治疗上的技术空白！

回首那段时光，每当我遇到困难，被遗弃婴儿的那双小眼睛，都在拷问着我的灵魂；每当我想到放弃，手术室门口传来的，被摘掉眼球的孩子父母那撕心裂肺的哭声，都在撕扯着我的每一条神经。因为这件事我改变了来北京的初衷，我放弃了享受安逸的人生计划。医者的责任和使命，让我开始了第二次前行，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断舍离”。

几经辗转，多方求助，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位国内著名的母细胞瘤专家的大力支持，他就是北京同仁医院的赵军阳主任。

当时，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国内治疗尚处于“无人踏足”的空白地带，无先例可循，无经验可鉴。刚从加拿大、美国研修归来，兼具前沿医学视野与技术积淀的赵军阳主任，与我一同扛起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带领儿童医院眼科的十余名医者，打破专业壁垒，主动承接本属于血液儿科范畴的“化学减容”治疗。

我们深知，每一步操作都承载着未知的风险，每一个决策都关系着孩子的生命安危。我们精准施策，等待化学减容让肿瘤体积成功缩小后，即刻衔接眼底冷冻与激光治疗，以“无缝衔接”的节奏抢夺孩子的生机。而贯穿始终的“先保命后保眼”的原则，也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治疗方案，成为我们坚守的医学初心。

在北京儿童医院工作期间，我们眼科在视网母细胞瘤诊疗领域成果颇丰——一年最多可收治近100例此类患儿。就连国际上被誉为“视网母细胞瘤之母”的加拿大儿童医院盖丽教授，在听完我们眼科团队关于此项工作的完整汇报后，也对我们展现出的胆识与无私奉献精神赞不绝口。

最终，我们实现了儿童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化学减容，以及母细胞瘤眼科综合技术的突破。这项新技术后来被我们推广到了全国的儿童医院和眼科医院。

如今，患有视网膜细胞瘤的儿童，如果能够在早期及时被发现，保命率和保眼率都将比原来大大提升，绝大部分都不需要摘除眼球治疗了，配合眼科的激光、冷冻治疗，就能有效控制住母细胞瘤的癌细胞扩散，从而保住孩子的生命与眼球。

更让人欣慰的是，目前，由于我国在视网膜母细胞瘤治疗水平上的不断进步，患者的生存率超过了95%，眼球保存率也达到90%以上。

记者：来之前，在Deep Seek上检索了一下您的过往——几十年来，您在守护儿童眼健康的征途上收获了诸多殊荣。这些荣誉不是冰冷的勋章，而是无数个日夜与患儿共情、与家庭并肩的见证，是专业能力的硬核背书。很想聆听您的第三次“断舍离”——这一次，当又行至到人生的岔路口时，您是如何选择主动割舍曾伴随多年的标签、路径，如何与过往挥别，开启创业新未来的？

于刚，北京儿童医院特级专家；

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助理，眼科主任；

中华眼科眼眶、肿瘤、整形学组委员；

北京医学会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保健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视光产业分会副会长；

曾担任《中华眼科》《眼科》杂志编委；

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特邀嘉宾主持；

国家自然基金评委专家；

北京自然基金评委专家；

四项眼科国家专利发明者；

发表国内外SCI文章近30篇。

于刚教授：不敢说是殊荣。在北京的二十余年，我深感庆幸。我有幸结识了诸多导师，他们以智慧与经验为我指引方向；我也收获了无数挚友，他们用信任与支持陪我风雨兼程；我还遇到了多位伯乐，他们的慧眼与提携为我创造了各种宝贵的机遇。正是得益于他们的点拨、助力与扶持，才让我在儿童医院创业的十余年间，未曾虚度光阴。

第三次“断舍离”是在晚年。临近退休，我始终被一道选择题所困——是继续留在岗位上发光发热，还是卸下责任回家安度晚年？选前者，是对事业的不舍与坚守；选后者，是对安稳晚年的向往与期待，两种心意反复拉扯，难分轻重。这是我人生中三次断舍离中最纠结的一次。

2017年，是我“北漂”的第十三个年头，13年里，我创建了北京儿童医院一个全新的眼科，寒暑假我们最高一天接诊了1600位病眼宝宝。接诊、治疗并为其手术的病眼宝宝覆盖全国各个省份。

我们眼科专家团队突破了儿童高分子材料悬吊治疗上睑下垂技术、儿童复杂泪道阻塞插管技术、儿童眼球震颤三棱镜治疗技术、儿童泪道内窥镜治疗泪道阻塞等技术。

那些年，我和团队的医生兢兢业业，不敢有分毫的懈怠。那时的我，很有成就感。58岁那年，我本想在北京儿童医院安稳退休，然后计划着完成我年轻时候的梦想：看电影、旅游、拉片、喝咖啡、滑雪，过上悠闲的日子。

当我正兴高采烈计划着如何欢度退休生活时，不成想又陷入了新一轮的犹豫与徘徊。一天，我无意中看见患者群里的家长们议论，说，“于刚医生马上就要退休了，以后孩子的眼睛再有什么问题，咱们找谁看呀？”看到这句话，我的内心被触动了。是啊，我退休了，过自己快乐的日子去了，那些患病的孩子和家长该怎么办？生而为医，从穿上白大褂的那刻起，我就应该有一种责任，一份属于医生的无差别社会责任。

这位家长来自南方的一个农村家庭，他为了给孩子治疗上睑下垂，专门买了两头小牛，想等小牛长大了卖钱，然后到北京给孩子做上睑下垂手术，我算了一下：买一头小牛当时是2000块，小牛要养三年才能长大，如果碰到年景不好，几乎卖不出好价钱，他要等多少年才能来北京给孩子看上病呢？我也看了其他家长在群里帮这位家长出主意的帖子，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是滋味。

那时候，我意识到“安逸”对我来说不是福气，而是逃避责任。于是，我决心打破这种安逸，和我的学生——张丰医生共同商议未来的计划。有一次，我问他“你愿意不愿意到北京来，和我一起做一些有关儿童眼科的事？”

当时，我只是和张丰医生浅谈起这件事，没想到他却一口答应了。他说：“院长，咱们一起努力吧！”

为了让更多身患眼疾的孩子得到救治，在60岁的生日当天，我决定放弃退休计划。我和我的爱徒张丰医生，同时宣布离开体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宝宝眼医生集团”并创办了北京美和眼科。我们整装待发，踏上了又一个新的征程，开始了我的第三次创业。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三次“断舍离”。

图片 于刚院长（左一）与张丰院长（右一）

记者：做一个高质量、有特色、有温度的眼科医院，让更多患儿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是您和张丰院长一直以来的心愿。这么多年过去了，美和眼科成功完成了上万例儿童眼部疑难手术，赢得了万千家长的信赖与认可。最近，美和眼科的医疗触角延伸到了大湾区、京津冀，以及长三角等地，大量患儿选择在外地就诊、手术，这也实现了您和张丰院长最初提出的“患者不动，医生动”的理念。您能介绍一下，美和眼科在外地诊疗、手术的相关情况，以及近几年取得的成绩吗？

于刚院长：美和眼科在儿童上睑下垂、小睑裂综合征、下颌瞬目综合征、病理性高度近视、眼球震颤、复杂斜视、上睑下垂、眶距增宽症、眼外肌纤维化综合征、上睑下垂手术失败修复等儿童疑难眼病领域深得患者的信赖与赞誉。

我们现在除了拥有北京美和眼科诊所、美和眼科中心、北京未来儿童医院三家医疗机构及日间手术中心外，同时还拥有美和眼科上海星辰儿童医院儿童眼科日间联合手术中心、美和眼科深圳恒生医院儿童眼科日间联合手术中心。

未来，我们会将先进的儿童眼科疑难手术技术深耕于粤港澳大湾区，拓展至长江三角洲，辐射至京津冀城市群。我们还配备了20间高等级层流净化手术室，可满足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全麻手术需要。

图片 美和眼科医护团队在深圳恒生医院手术后合影

美和医疗集团擅长儿童上睑下垂新材料悬吊术、儿童重度上睑下垂硅胶材料悬吊术（MTS手术），突破实现了小睑裂畸形锚式固定与新材料矫正的联合应用，在儿童眼部疑难病症诊疗领域构筑起精准化的技术标杆。

可圈可点是，美和眼科组建了专属麻醉科——以北京同仁医院麻醉专家李梅主任为核心领军人物，并联合积水潭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安贞医院的资深麻醉医生，共同打造出一支专精于儿童眼科手术的麻醉专家团队，为儿童眼科手术的麻醉环节全程保驾护航。

图片 美和眼科医护团队

美和眼科严格遵循国际JCI医疗标准，同步引进了国际先进诊疗设备，在技术研发与创新上也持续发力：我们不仅自主研发出国内首创的上睑下垂AI智能识别系统，还积极开展跨界合作——与视琦科技公司联合开发辅助多媒体弱视康复训练系统，与广东中晶光学研究所共同研发了，儿童近视防控晶体纯净光落地灯等护眼科技产品。以标准化诊疗、先进设备与创新技术，全方位赋能儿童眼部健康管理。

美和眼科集团同时开设线上视频专家会诊、远程麻醉专家视频会诊、好大夫在线智能手术预约、治疗犬儿童门诊手术辅助等医疗服务项目。以“技术+人文”双轮驱动，让每一项服务都成为连接医患的温暖桥梁。

图片 美和眼科医护团队

记者：您曾说，从创办美和眼科的第一天起，您和张丰院长就做了很多与国内眼科不同的服务——开设眼科专家的远程视频会诊；手术前为孩子免费定制手术服并提供手术餐；术前一天安排“手术室丛林探险”；术后提供“查房服务”和“无忧计划”；在门诊提供免费棒棒糖和爆米花；能介绍一下这些服务的初衷吗？

于刚教授：这么多年，我和张丰院长一直带领着美和眼科的专家团队，为患者提供“专家视频远程会诊”服务。我们一直认为，儿童眼科的核心是“让每个孩子都能及时看上好医生”。而“专家视频远程会诊”正是这一理念的落地——它用技术打破了空间的限制，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家长身边。

在儿童眼科诊疗中，手术前的恐惧是许多孩子与家长共同面临的难题——陌生的手术室、冰冷的医疗设备、对“打针吃药”的天然排斥，往往让孩子哭闹抗拒，不仅影响术前准备效率，还可能加剧家长的焦虑。

为此，我和与张丰院长带领美和眼科团队，创新推出术前一天“手术室丛林探险”活动，手术前，孩子可以进入手术室与护士姐姐交流互动，感受手术室的氛围，避免第二天手术时紧张害怕。将严肃的医疗场景转化为充满童趣的互动体验。

图片 术前，护士们带着患儿在手术室做游戏，欢度快乐时光

在美和眼科接受上睑下垂、小睑裂综合征等手术的孩子几乎都是双眼手术，术后当天直到晚上，孩子都需要蒙住眼睛，所以会出现焦虑不安的哭闹情况，这样会影响手术效果，家长们也是非常担忧和恐惧。张丰院长针对这种情况，组织美和眼科护理部，术后第一天晚上由医生、护士到孩子暂住的宾馆去查房，安慰宝宝和家长，回答手术后的各种护理问题。

很多妈妈都感动地说，“看见你们来了，我们就放心了！”患儿家长的信任与依靠，让我们的使命感更加强烈。同时，无处不在的温馨细节，也无一不体现出美和眼科“以患者为中心，以疗效为核心”的办院理念。

“无忧计划”是张丰院长提出来的，这是我们美和眼科给予孩子的一生承诺。由于孩子先天额头肌肉功能发育不良，提上睑肌薄弱，加上很多孩子都有先天性的弱视和斜视。所以，做完手术后，有一部分孩子上睑下垂会产生回落反应。

国内各家医院遇见这种上睑下垂术后回落的情况，只能让孩子二次住院，重新安排手术。不仅浪费时间和精力，手术费用也是一大笔开销。对此，我们在手术前，只需让家长象征性缴纳很少的费用，来购买“无忧计划”。手术后，无论什么时间孩子眼睑出现回落，都可以来美和眼科免费、或缴纳少许费用做上睑下垂的回落手术。

“无忧计划”是美和对患儿及其家庭爱的表达，更是美和人文精神的升华与展现。

记者：我们了解到，北京美和眼科与北京未来儿童医院是国内首批引进治疗犬项目的儿童医疗机构，这一举措在儿科医疗场景中颇具创新性。想请教您，您与张丰院长最初是基于哪些临床观察或儿童医疗需求洞察，萌生了引进这一项目的想法？

于刚教授：几年前，我与张丰院长、郑宜魁院长一同赴国外参加眼科年会，期间我们参观了美国德州儿童医院。走进医院时，我们意外看到了一只小狗，起初大家都以为是就诊患儿带来的宠物，心里还带着几分疑惑：医院里怎么会有宠物出现？

直到向陪同我们参观的德州儿童医院院长请教后，我们才解开了困惑：这只小狗并非普通的宠物，而是持有医院“上岗证” 的专业治疗犬。院长介绍说，这类治疗犬主要承担两项核心职责：一是陪伴医院精神心理科的孤独症、自闭症儿童，通过互动缓解他们的焦虑情绪；二是参与医院各类儿童相关的医疗辅助服务，为接受治疗、手术的孩子提供情感支持。

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提到的这只治疗犬名叫Alice，在德州儿童医院工作的6年里，已经累计陪伴了12000名患有不同疾病的儿童——无论是需要长期康复的孩子，还是即将接受手术的小患者，都曾在它的陪伴下获得慰藉。也是从那时起，我为它取了一个亲切的中文名字：爱丽丝。这次意外发现，为我们在国内推动治疗犬项目种下了最初的种子。

2024年，我们再次前往美国出差，特意想再见见那只曾陪伴12000名患儿的“功勋治疗犬”爱丽丝。可遗憾的是，爱丽丝已正式“退休”，接替它工作的是另一只名叫——Melman的治疗犬。更可惜的是，因行程时间有限，我们最终没能见到爱丽丝。

但爱丽丝多年来温暖患儿的事迹，始终让我们三位院长深受触动。于是，我们当即决定：回国后也要为医院购买一只专业治疗犬，把这份温暖传递给国内的孩子。可回国后，我们查遍所有相关机构、联系多家犬只训练学校才发现，国内当时尚无经过专门医疗场景训练、可进入医院服务的治疗犬，项目推进刚起步就遇到了“空白壁垒”。

图片 于刚院长（左一）和郑宜魁院长（右一）与美和治疗犬合影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为打破这一困境，我院海外医疗部的郑宜魁院长主动担起责任，多次往返加拿大、美国、德国等拥有成熟治疗犬体系的国家，深入当地有治疗犬服务的儿童医院及医疗机构，系统学习治疗犬的筛选标准、日常饲养规范与专业培训流程，为国内项目搭建起了基础框架。

与此同时，我与郑宜魁院长也一同跑遍国内多家犬舍，只为挑选血统优良、性格适合医疗场景的犬只。就在这时，我们有幸结识了动物行为学专家、天才犬学校校长侯恒涛。从 “果果妈妈”（母犬）怀孕初期开始，我们便共同参与，提前观察、筛选即将出生的幼犬，精准判断哪只更具备成为治疗犬的潜力。

为推动治疗犬项目落地，我们历经近两年的精心筹备，一步步筑牢项目基础：先是通过海外取经，学习成熟治疗犬体系的核心经验；再到国内广泛筛选，精准挑选适配医疗场景的犬只；随后从幼犬阶段开始科学培育，搭配专业训练打磨服务能力。

图片 温顺的美和治疗犬光荣“上岗”了

筹备终见成效——六只候选治疗犬中，四只成功通过考核 “毕业”，正式入驻北京美和眼科与北京未来儿童医院。

这四只治疗犬分别命名为“如意、幸福、健康、安康”，名字承载了我们的美好期许。

图片 可爱的美和治疗犬“健康”

图片 伶俐的美和治疗犬“如意”

记者：曾经看过一篇媒体报道，您谈过民营眼科医生“薪火相传”的问题，您是如何看待三甲医院和民营眼科的专家和学生的“传帮带”问题？

于刚教授：七年间，我们的团队成功完成了上万例儿童疑难手术——上睑下垂、小睑裂综合症、下颌瞬目综合、动眼神经麻痹、新生儿泪囊炎、内眦赘皮、后巩膜加固、斜视手术，等等。

接受美和眼科手术的患儿，覆盖面广泛，不仅有来自国内34个省市自治区的儿童患者，还有不少远道而来的国际患者，包括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病人，这既体现了患儿家长对美和眼科诊疗服务的认可，也让我们更清晰认识到，儿童眼科事业应薪火相传，任重而道远。

儿童眼科的长远发展，核心在于人才培养——这是中国儿童眼科的发展大计。无论是民营眼科的发展壮大，还是医院服务品质的持续提升，都离不开医院自身的人才储备与成长，正如俗语所言“打铁必须自身硬”，只有筑牢人才根基，才能支撑事业稳步前行。

事实上，我在三甲医院工作期间，就始终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深知这是推动眼科领域持续进步的关键动力。

如今，美和眼科建立了不同梯队的人才培养计划——

针对在校生/应届毕业生培养的“花蕾计划”；

针对年轻医生的“雏鹰计划”；

针对副主任医师的“雄鹰计划”；

针对视光师发展制定的“眼健康管理师计划”；

针对手术麻醉制定的“麻醉护士英才计划”。

专业训练是医护人员自我迭代更新的核心支撑，有效的培训、考核与实际操练，才能持续培养出优秀的医生、视光师和护士。

图片 美和眼科“麻醉护士英才计划”正式启动

对于工作繁忙的新入职的医生，我会借助出差开会、参与行业论坛或授课的机会，带他们外出观摩学习。沿途我会携带电脑，开展“一帮一”的随行教学，这一特殊的模式也被后来在美和眼科做出成绩的医生们称为“飞行教学”。

如今美和眼科还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每当我收下一名学生，张丰院长就会担任这位学生的“陪练师叔”，共同助力青年医护人员成长。我非常欣慰的是，张丰院长现在也“另立门户”，由师叔升级为师傅了，开始担当带学生的重任了。

图片 美和眼科医护人员培训现场

如何践行医者初心、成为医德与医术兼备的好医生？如何深耕专业、成为行业的标杆与中坚力量？如何以仁心仁术赢得患者的深度信赖与长久的托付？如何勇攀高峰、成为领域内的领军者与开拓者？这是每一位医者都需要用一生践行的职业信仰，更是值得终身坚守的崇高追求。

图片 美和眼科护理团队培训“手术室环境和物体表面清洁消毒”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同时，对于医疗机构如何留住核心骨干人才，我也有过思考。我认为，民营眼科要存有“师承模式”“飞行员培养模式”，给予优秀医生更好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自主决策权。做好人才的培养和传承，打牢基础才能谋求更好、更高的发展。

记者：我们关注到美和眼科始终在“服务品质升级”与“医疗技术深耕”之间寻求平衡，尤其在儿童眼科这一兼具专业性与特殊性的领域持续发力。结合儿童眼部发育的独特性、家长对精准诊疗的高期待，您能否具体谈谈，美和眼科团队当前在技术创新上的核心攻坚方向是什么？又取得了哪些可落地、可复制的阶段性突破与临床实践成果？

于刚教授：“用技术守护儿童视力”从来不是美和眼科的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基于儿童视觉发育规律定下的核心方向——儿童视觉发育有明确的黄金期，从出生到6岁是视力发育的关键阶段，一旦错过最佳干预时机，很多视力问题会演变成不可逆的损伤。

我和张丰院长始终坚信，只有在技术上不断突破，才能真正帮患儿守住“看清世界”的机会，这也是我们带领团队持续在儿童眼科领域深耕多年的根本动力。

图片 于刚院长（右一）与张丰院长（左一）在深圳出门诊时的留影

儿童眼科的核心难点的在于，儿童眼部结构正处于动态发育阶段，这与成人眼部的成熟状态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成人眼科诸多的成熟术式，如果直接套用在儿童身上，不仅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还可能对孩子眼部后续的正常发育造成潜在影响。

因此，这些年，我们团队没有走“照搬成人成熟技术”的捷径，而是聚焦儿童群体中常见且难治的眼科问题，逐一拆解临床诊疗难点，为儿童量身定制更具针对性的创新诊疗方案。

比如针对小儿上睑下垂，传统部分术式存在两大核心问题：一是术后易出现眼睑闭合不全，二是矫正效果会随着儿童生长发育逐渐减弱。

我们团队立足不同年龄段儿童的眼睑肌肉力量、睑板发育差异，针对性改良了手术的悬吊材料与固定方式。这一调整既实现了眼睑下垂的即时精准矫正，又能适配孩子后续的生长发育节奏，有效降低了二次手术的概率，我们使用新材料技术做的儿童上睑下垂矫正手术的失败及回退率仅占3-5%。

小睑裂综合征患儿常伴随睑裂狭小、内眦赘皮、上睑下垂等多重眼部问题，传统诊疗采用“先开睑裂、再矫正下垂”的分步手术模式。

我们突破这一传统的顺序，创新研发了“多问题同步矫正”术式。一方面，通过一次性手术解决多重眼部问题，减少了手术次数；另一方面，采用精准的皮肤转瓣技术，避免术后留下明显疤痕，实现了功能恢复与外观自然的双重兼顾。

儿童病理性高度近视是家长关注度极高的领域，传统诊疗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低龄的患儿因眼轴增长快速，往往只能通过戴镜控制度数，要等到成年后再实施后巩膜加固手术，但此时部分孩子已出现眼底的病变，错失了最佳的干预时机。

针对这一痛点，我们团队从两方面进行了优化升级：一方面，改良后巩膜加固术的植入材料，选用更贴合儿童眼部组织的生物材料，有效降低术后排异反应；另一方面，优化手术切口设计，实现微创操作。

这些调整让手术的适配年龄进一步下调，使更多低龄的高度近视儿童能尽早通过后巩膜加固手术控制眼轴增长，从而减少了病理性近视的发生风险，我们在国内率先对确诊为病理性近视的三岁儿童实行了病理性近视后巩膜加固术，手术后立刻给孩子做弱视训练，同时辅助红光控制眼轴的发展，为儿童赢得了宝贵的治疗先机。

这些技术创新并非凭空而生，背后是美和眼科团队的持续深耕——无数次的病例研讨、术式打磨与长期随访观察。我们会全程跟踪每一位术后患儿的视力发育情况，将收集到的临床反馈用于技术优化，形成“实践-反馈-迭代”的良性闭环。

说到底，所有技术创新的核心终点只有一个：让每一位患儿不再因“技术受限”“年龄未达标”而被迫等待，能在眼部发育的关键窗口期及时解决问题。既帮助孩子清晰看世界，也助力他们拥有自然自信的外观，这正是“用技术守护儿童视力”的本质内涵。

后序：

采访尾声，记者留意到于刚院长的案头备忘录上，有一段毛笔抄录的文字——征程万里云鹏举,勇立潮头唱不衰，大风涉过无数水，走过去就是浅滩，登过无数山，最想攀登的还是内心的这座高山。

他诙谐地说：“我现在68岁了，按照现在‘百岁人生’来说，我还有30多年的生命可以‘绽放’，我从不觉得自己已到晚年，我觉得现在正是努力拼搏奋斗的最佳年华。四十年砥砺奋进,再扬帆不忘初心。

“千帆过去，归来仍是少年，展望未来，我有信心和张丰院长一起，带领我们的美和眼科团队，开创小儿眼科的新时代，向着建设世界一流小儿眼科的目标不断攀登、迈进。最近这三年，我们又陆陆陆续续开发了儿童内科、儿童预防保健科、儿童口腔科、儿童耳鼻喉科、儿童中医科等诸多儿童医疗领域的新项目。”

采访结束后，问及于刚院长年轻时最喜欢读的书目时，他欣欣然说：“我们那个年代，很多现在的世界名著是不允许阅读的。我年轻的时候印象最深，对我平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钢铁，唯有经受烈火的千锤百炼，方能成大器；人生，唯有历经风霜洗礼，方能变丰盈。风曾掀翻他前行的船帆，雨曾浸湿他肩上的重担，命运的刁难从未停歇，但于刚院长也从未向命运低头。

从初出茅庐的稚嫩医者，到守护患儿光明的精诚大医，这一路的沉淀与成长印证了：真正的人生并非是顺境中的安逸虚度，而是在不同阶段敢于直面考验、始终坚守初心，以心底的热爱抵御岁月的漫长，以肩上的责任扛起使命的重量。

于刚、张丰两位院长的坚守，为“儿童眼科，大爱无疆”写下了最鲜活注脚——这份大爱，是敬畏儿童成长规律、贴合生理特性的精准技术深耕；是打破传统桎梏、向行业痛点宣战的创新突破；是以医者仁心托举每位孩子光明人生的不变初心；更是对儿童眼科事业最深厚的责任与最崇高的担当。

记者 琳娜

郑重声明：此文内容为本网站转载企业宣传资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